撰文: 蔡倩怡 攝影: 劉玉梅、李浩賢、法新社
26 May 2017
台灣憲法判決後，台灣或成為亞洲首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在漫長的同志平權路上，同志文學亦是重要的養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台灣行政院前的大道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彩虹旗亮麗飄揚，織出一道虛幻之光。這樣的場景卻是確切地在現實發生，即使它比文學虛幻。當文學書寫獨有的羣體與身份，不禁常被詰問：現實真的如此嗎？書寫的人站在什麼位置？ 同志文學面對這些質疑，它以斑駁而隱密的聲音來展示，文學書寫自有的公共性。今年年初台灣出版的《同志文學史》，作者紀大偉以文學探索同志的邊緣歷史，也記述了文學如何開闢現實的迂迴小徑。同志文學能否成為轉化現實的可能？同志文學，不止於同志身份，更是個人與公共交錯的幽微顯影。
被遺忘的異色歷史
台灣學者、作家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其中一個封面，用上高更的畫作《Le repas dit aussi Les bananes》（1891），卻加上一道粉紅的線，遮蔽眾人之目。雖無意多作詮釋，但看着這個書封，不禁勾起欲望連連──粉紅的線是禁絕還是連結？就像同一文本，細心閱讀分析，能另闢閱讀路徑，挖掘出如同志情色的別樣底蘊。這些線索，漸漸被時代拋掉遺忘。《同志文學史》重新從塵土裏翻開歷史，展示種種同志文學的異色想像。
文學的危機
《同志文學史》的副題是「台灣的發明」（A Queer Invention in Taiwan），顯然是為台灣同志文學撿拾歷史碎片。書中主要由年代劃分章節，勾勒出各時期同志書寫的系譜。紀大偉作為大學教授、作家與同志，多重身份拼湊了此書的宏觀視野與微觀細讀。書寫的原初驅力，是他目睹台灣文學的現況，所感到的危機。「我從大學時代開始關注台灣的同志文學。九十年代常被指同志文學的黃金年代。像邱妙津，她比我大三歲，而她選擇了文學而不是其他媒介，其中一個原因是其時科技不發達。大家沒有錢去選擇其他創作媒介，像拍電影，便自然投身文學。」
九十年代的台灣，仍有「亞洲四小龍」 發展的餘威，經濟富裕，社會卻未從戒嚴氣氛中完全解放。他解釋，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年輕人仍願意創作，仍有求學的熱情，文學在他們眼中仍是重要的事。在禁閉與相對不流通的時代，同志文學也成了同志羣體的護蔭與出口，以安放身份與欲望之所。「現在不像以前倚賴文學，如今年輕人有點忘掉了。所以我更覺得要把這本書寫出來，不然的話，被忘掉的只會更多。」他如是說。
追尋與紀念
紀大偉花了四年時間撰寫，對他而言，這是追尋與求索的過程。「書名的”History”，其實也是”memory”，或根本是”In memory of”， 帶有紀念的意思。現在回頭去看同志的歷史的話，很難去找，很多歷史檔案也沒有保留下來，只能通過文學作品去看到。」他不無感嘆地說，如果我們日後追溯當下的歷史，文字作為記載的角色逐漸失去，只餘下圖像化的網絡平台。「文學漸漸變成了古老的技術，這正是文學面對的最大危機。」
當文學的堅實力量也在逐點崩塌，本已邊緣的同志文學可立身何處？《同志文學史》的出版，正是重新築起歷史，也端視這段歷史。「我唸大學的時代，除了很多同志文學的作品出現。同一時間，大家對同志身份的態度也從”forgetting”轉向”remembering”。九十年代以前大家覺得同性戀是很可怕的事，刻意遺忘一切。」《同志文學史》嘗試從文學探尋 「同志」在台灣遺缺多年的歷史身影，從另一角度來建立台灣在地的「同志」身份。
官方歷史以外
如今文學不再是同志羣體的必然出口，我們更應該問，同志文學原來附帶的獨特性是什麼？紀大偉作為書寫者，不論是創作或論述，將「同志」顯影，並覓尋當下意義，是他從九十年代走過來的視點與痕迹。
《同志文學史》討論了一些我們熟悉的同志文學作品，像《孽子》的開創性；彷彿是台灣同志文學的原點：「大家認為要把忘記的東西記起來。早於九十年代已有不少人在做這樣的嘗試，但不限於學者；很多台灣民眾重新搜集關於同志的歷史。那要從哪兒開始搜集呢？ 一個很好的起點是文學，好像白先勇的歷史對民眾影響太大。你會發現，當大家討論台灣的同志文學時，會很自然地從白先勇的《孽子》 談起，這是台灣獨有的現象。」
除卻所謂經典的同志文學作品，《同志文學史》同時記錄了一些報紙資料與各種八卦軼聞。「台灣有兩種形容──『雞鳥同籠』與『魚目混珠』，我正是要故意這樣做的。」他說， 書名的所謂「歷史」，有別於官方歷史的標準 與四平八穩，它被刻意滲入了許多「雜質」，更刻意強調文學歷史的多元想像，將「同志」從廟宇裏的討論，拉回民間。「要談同志文學史，實際上，也是同志的社會史。一般的文學史可以只包括一些文學作品或很精英的作品，但同志文學史不能，因為它本來參與的人很多 都不是精英，包括流氓、不良少年與性工作者等。官方歷史都將他們排斥在外，但同志歷史不能把他們排斥。」他形容，他將「好的」跟 「壞的」文學，還有各種奇怪的、亦真亦假的作品混雜在一起，「這樣能貼近同志的真實世界」，他把有關同志日常的，或黑暗的，都通通寫進這部歷史裏，才能成為一般老百姓的公共歷史。
看得見的力量
一直以來，有關同志歷史的書寫，散落在不同著作。《同志文學史》可謂是一本遲來的整理。不禁問紀大偉，為何現在才寫？ 「要夠老才會願意去寫舊的東西」，他說。他過去的同志寫作都是創作為主，早於1995年 已出版首本小說《感官世界》，一年後出版的 《膜》更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喜歡卡爾維諾的他，鑽探變幻的情感與形式，那歷史梳理與創作之間，是否存在公共與個人之距？
「因為我有創作的經驗，我發覺書寫《同志文學史》時，也有跟創作時相近的刺激 （excitement），到最後我感覺自己在寫長篇小說，因為我很有意識地正在跟我的讀者談話， 可是很多學者的書並非這樣。我好像在寫一本歷史小說，也好像在同時交往兩位男子。不過這是錯誤的。」他笑說，所謂的錯誤並非指不忠誠，而是書寫時產生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到頭來，他卻明白，不能將這本書與小說創作混合，寫小說時，還是需要將這本書放下。
紀大偉在美國十一年後回台，眼見台灣的同志運動，感到很驚訝，「比從前變得更 visible」。雖然他坦言「有些異性戀的朋友不理解書寫同志文學史的重要性」，但他肯定台灣同志的民間力量，甚或比美國更大：「例如同志大遊行的規模更大，也重新以友善的態度觀看同志文化。」文學的顯見也是身份政治的顯見，兩者無法剝離。不管台灣的同志運動能邁進多少，《同志文學史》仍是在文化上建立了重要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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