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三十】同志解嚴：讓文學「歷史化」婚姻平權

「在祁家威之前，有沒有台灣人想要同志婚姻呢？當然有跡可循。只不過，前輩們大致採取低調的同性「同居」，而不是高調的同性『婚姻』」
　　
內文節錄：
資深同志運動者祁家威要求政府承認他有權跟同性結婚。他堅持了幾十年，大法官終於在2017年5月24日承認憲法保障同志婚姻權。我自己深深震動了：一方面因為大法官釋出的好消息來得太快（我本來以為還要爭取十年），另一方面因為祁家威的形象變得太劇烈。民眾現在將祁家威視為人權英雄，可是在我小時候，在台灣還沒有解除戒嚴的時候，人們可是將祁家威視為讓人排擠的社會敗類啊。
　　
目前當紅的政治人物（以及前朝的政治人物）都跟戒嚴迫害有關，其中不少人是當時被剝奪人權的受害者。可是，他們現在還記得曾堅持人權價值嗎？他們這些當年的人權捍衛者在今日對於同志人權的態度為何？
　　
各界人士（尤其沒有經歷過戒嚴時期的年輕人）要如何認識戒嚴時代的小老百姓......歷史書大致只會紀錄大人物的（不管正面或負面）事蹟，但不會記憶小老百姓。小老百姓只存在於文學作品中。
　　
在1980年代，蔣經國去世（1988年）之前，台灣社會一講到同性戀，只會想到三個人：作家白先勇（以《孽子》著稱）、作家光泰（以通俗愛情小說著稱），以及不務正業（沒有正當職業）的祁家威。
　　
1990年代民眾比較不關心名聲怪異的祁家威，轉而關注讓形象良好的出櫃作家許佑生。我說許佑生形象良好，是指他享有報社工作履歷、留學美國的學歷，更能夠說服中產階級民眾接受同性戀。相比之下，沒有固定工作、沒有良好學歷的祁家威並不能展示同樣美好的形象。
　　
（逃避婚姻的人）這本小說暗示了，同性戀在戒嚴時期、台灣境內，只能被動接受自己不想要的異性戀婚姻，要到（據稱無比自由開放的）美國之後才能夠主動追求幸福。在《逃避婚姻的人》中，男同性戀者跟婚姻制度格格不入，就算退而求其次，也很難享受跟同性同居的機會。相對的，讀者只要把目光從男同性戀轉移到女同性戀上頭，就會發現截然不同的光景。
　　
在1970年代的台灣文學中，男同性戀角色往往信奉單身主義，但是女同性戀角色紛紛爭取女人跟女人同居。女性角色講究實際，想在台灣境內實現同居生活；男性角色好高騖遠，幻想要去美國才能夠快樂。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巨大差距，可以往前回溯到1960年代，也可以向後接續到21世紀。在1960年代，白先勇出版了展現同性戀生活的多篇短篇小說，其中只有女同性戀角色才要跟同性同居（可見〈孤戀花〉）；男同性戀角色並不要同居，只要個人獨享的性幻想或是一夜情。至於21世紀的台灣嘛，女同志人口也比男同志人口更加積極爭取同志婚姻。例如，出版多種女同志文學的作家陳雪在2009年跟同性伴侶結婚，還出版了同志婚姻心情書《人妻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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