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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海外求學或工作的酷兒遊子而言，假期並不是一個終於可以回家拍滿滿一桌台式早餐向所有人打卡炫耀的時刻，或者是攜著妻小越洋回鄉拜見長輩們並得到全世界愛戴、好以彌補在國外挫折感的場域，對酷兒們來說，回家經常是一個必須做好所有武裝或者技巧性隱藏自己，好能沈住氣面對親友所有質疑的戰場。「妳都三十了，不準備回國成家嗎？」「嫁個老外也不錯啊！」「這麼特別（註：邊緣）的工作穩定嗎？要不要考慮換跑道去大企業？」或者，即使已對家人們坦承自己的性向，無法忽略的是他們如何看著已成家育兒同輩們讚賞的眼光，再如何進步的觀念，都敵不過人們這根深蒂、將異性戀作為唯一未來想像的典範。酷兒永遠處於這項情感道德的範疇之外。在家／國的場域，我們仍只是被噤聲的旁觀者，將他人的漠視誤認為是接納。
酷兒離散這聽起來充滿詩意的概念，講述的其實是酷兒生命被家／國拒絕並排擠在外，卻又經常被國／家拿來做為「現代性」象徵的矛盾關係。酷兒離散中的主題，也就是游移國家邊界的移民者，因為離家而能暫時脫離傳統家庭價值的束縛，卻也必須面對「回不了家」的後果。太多酷兒們就算在國外能得到那一絲在異性戀家庭框架外的喘息空間，若望想將同樣的自由、態度、觀點帶回家，經常就會因為國界的限制而被否定：「但那是因為妳在*美國（任意更換任何西方國家）啊！」
將國界做為一種合理化恐同的論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這種「騎牆」的性別政治技法，可不全是所謂「傳統亞洲觀念」或者宗教保守勢力的錯，而是來自整個文明化的過程由性別價值的東／西二元分化所造成的「開放西方」vs. 「恐同東方」分類。這個知識、概念與政治佈局刻意打造的二分法，使得酷兒離散移民成為一種「不可能的主體」（impossible subject）—— 當他們在西方世界時被認為帶著原生國家的保守性觀念或者恐同壓迫的負擔，回到原生國家時卻又被認定為過於開放先進而無法融入本土文化。
酷兒離散的焦慮、抑鬱、存在的糾結，在知識生產上使得酷兒理論必須反思以傅柯的西方性史作為基準的性別政治，而在運動策略上，這十多年來盡力地與移民權益、反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以及對於歐美主導的全球人權架構有相當大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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