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MeToo（我也是）所揭露的性騷擾的危害一樣，性別薪酬歧視最有害的一點，是它扼殺了本來應有的可能性。每個郭艾莉身後，都有無數女人沒有能夠取得她們本來能夠取得的成就。失去她們的貢獻，這個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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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出版商僱員獨立協會(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Employees)報告說，《華爾街日報》的母公司道瓊斯(Dow Jones)聘用的男女僱員之間長期存在薪資差距。報告發現，即使考慮到年齡和工作地點的差異，該公司全職女性員工的平均收入依然不到男性平均收入的85%。男女之間的薪酬差距非常明顯，且長期存在，即使他們擁有相同的職位，工作時間也相同。在紐約——一個生活成本不低的地方——道瓊斯女性僱員的薪酬比男性少1萬美元，在華盛頓則要少1.3萬美元。從整個職業生涯來看，這種差異還會加倍，變成你永遠沒有能力負擔的房子，或者幾個孩子的大學學費。
這種情況當然不是媒體特有的，性別工資差距是許多行業的可悲特徵，從銀行業到好萊塢，甚至保潔和教學等以女性為主的行業。但這一薪酬差距影響著我們對中國崛起的重要認識，這是當代最重大的新聞報導題材之一。
郭艾莉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擁有幾十年的報導經驗，她這種水平的駐外記者可謂鳳毛麟角。她關於一個中國農村社區如何向大城市轉變的報導跨越十年時間，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權威敘述之一。擁有她這樣能力的女性駐外記者——在職業生涯中收入一直與其付出不符，還要面臨男性同行從未遇到過的挑戰——就更少見了。雖然沒有對比男性和女性駐外記者數量的準確數據，但這個數字很可能類似或高於一般新聞編輯室的性別比例，即三分之二的編輯記者是男性。這種不平衡當然也反映在新聞獎項上，連在以女記者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命名的普立茲國際報導獎中，男性獲獎者都佔據絕對多數。
沒有許多優秀女記者的貢獻，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就會大打折扣。《紐約客》(The New Yorker)駐華記者項美麗(Emily Hahn)寫了宋氏姐妹的第一部權威傳記，並且見過毛澤東和周恩來。（她經常在家信中抱怨薪酬過低，經濟拮据。）還有《時代》(Time)雜誌的賈安娜(Annalee Jacoby)，她不得不想辦法繞開戰爭部對女記者的禁令。在二戰期間被人故作姿態地稱為「報導這場戰爭的記者姑娘」的賈安娜與人合著了記錄蔣介石時代的暢銷書《風雷遍中國》(Thunder Out of China)。她後來放棄了駐外記者生涯，開始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爭取同工同酬就是在爭取更好的報導。如果能向女性支付同男性平等的薪酬，更多的女性就會留在這個行業之中；更多的女性能夠削弱男性視角的優勢地位，從而更清晰地呈現事物。報導越南戰爭的女性記者們無疑已經證明：她們的性別經常令她們得以超越對槍支和炸彈幾近癖戀式的報導，去審視戰爭的真實代價。
至少像美麗、賈安娜和郭艾莉這樣的女人們有自己的事業。就像#MeToo（我也是）所揭露的性騷擾的危害一樣，性別薪酬歧視最有害的一點，是它扼殺了本來應有的可能性。每個郭艾莉身後，都有無數女人沒有能夠取得她們本來能夠取得的成就。失去她們的貢獻，這個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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