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對於男同志、愛滋病的汙名化觀感仍屬大宗，醫療政策也較少有去汙名化的公開宣導，然而這樣的歧視容易使受感染者恐懼於面對疾病，也不敢向他人尋求協助，承受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壓力。
報導節錄：
1984年的冬天，首名染上了愛滋病的外籍旅客來到了台大醫院，開啟台灣對抗愛滋病的歷史。隔年衛生署成立「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小組」，呼籲大眾注意同性戀、雙性戀的男性，以及靜脈注射毒品者。由官方的呼籲中可發現，台灣的醫界深受美國媒體影響，即防疫策略上要求關注同性戀族群。醫學的權威加上當時台灣社會對同性戀族群的陌生，加重了不友善的氛圍。隨著官方呼籲和媒體炒作，台灣民眾也逐漸將愛滋病烙印在同性戀身上，越綁越緊，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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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醫界在研究「為什麼同性戀者感染愛滋病的人數這麼多？」的過程中，也常不自覺地從同性戀聯想到肛交，進而聯想到愛滋病，因此過度延伸成「男同性戀=愛滋病患者」或「肛交=不正常性行為」（下圖）的結論。所以在台灣的防疫史上，可發現初期的宣導都是將同性戀視為危險的疾病帶原者。政府和醫界的防疫政策，儘管立足於預防的角度，但也加深了民眾的誤解和愛滋病的汙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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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醫界在研究「為什麼同性戀者感染愛滋病的人數這麼多？」的過程中，也常不自覺地從同性戀聯想到肛交，進而聯想到愛滋病，因此過度延伸成「男同性戀=愛滋病患者」或「肛交=不正常性行為」（下圖）的結論。所以在台灣的防疫史上，可發現初期的宣導都是將同性戀視為危險的疾病帶原者。政府和醫界的防疫政策，儘管立足於預防的角度，但也加深了民眾的誤解和愛滋病的汙名化。
以現今的觀點而言，疾病防治應該要宣導「高風險行為」，並教育民眾如何消除風險；然而當時政府卻將同性戀族群視為愛滋病患者，更進一步地醜化為罪惡和不正常的人。此舉打壓了少數族群的尊嚴，也造成了數十年來的歧視和對立。因此在台灣的社會中，提到愛滋病時，容易在民眾腦海中聯想到同性戀者、毒癮、性濫交或死亡，這些因子交織、混合成了一種負面的形象4。這種因為不了解而產生的錯誤認知，造成了許多人的悲劇，台灣的田啟元、美國的雷恩懷特（Ryan White），就是歧視下的犧牲者。
那名「行為不檢」的師大生——田啟元
1987年，一名剛考上師範大學的學生田啟元，在就讀前夕發病，經勸阻後自願休學。一年後，田啟元向師大申請復學，儘管當時已明白日常生活並不會傳染愛滋病5，但師範大學依舊拒絕田啟元的復學申請。此時我國最高的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署開始介入紛爭，衛生署去函要求師大重視學生就學權益，同時派員親往師大溝通，不料師大的回覆卻是必須得先了解該生是否因「行為不檢」而被感染，再依此做處分。
從師大的回應裡可以發現到，當時的師範大學並非站在「保護師生」、或是「田生是否有資格就讀」來考量此議題，而是單純以學校的名譽為依據。以校方高層從自身面子出發的邏輯，不論是以當年或今日的眼光來評斷，師範大學當時的決策邏輯都令人搖頭嘆息。
最後田啟元提出自白書，聲明至師大就學後，一切行為「正常」，師大才同意田啟元復學。師大更因此事，訂出全體新生必須檢驗愛滋病，若證實感染，則一概不准入學的歧視規定，飽讀詩書的學校管理者，卻成了歧視的壓迫者，令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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