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說。是的，我是一名女同志。當時那是我僅存的力氣。」
Kate Millet 是西方第二波婦運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上週在和妻子Sophie Keir造訪巴黎的旅途中逝世。
（報導中譯為《性／別政治》的Sexual Politics一書，臺灣中譯本為桂冠出版的《性政治》。）
報導節錄：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凱特米列（Kate Millett）6日因心臟麻痺不幸逝世巴黎，享年82歲。凱特米特1970年出版經典作品《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內容分析了社會各層面、乃至個人層面的性別權力關係，奠定了第二波女性主義基礎。
1968年，她因支持學生反越戰運動，遭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開除教職。凱特米列利用無職時間，修改自己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博士學位論文，於1970年出版《性／別政治》。
沒想到，《性／別政治》一出版竟造成轟動。《紐約時報》報導，《性／別政治》出版兩個禮拜就賣出1萬本，讓凱特米列登上《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封面人物，成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靈魂人物之一。
在《性／別政治》一書中，凱特米列除了討論文學作品的性別議題外，她更強調「性即政治」。凱特米列檢視婦女如何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漸接受這套父權性別秩序，甚至從而替父權制度辯護，凱特米列稱之為「內部殖民化」（interior colonization）。
《性／別政治》所指的政治，並不限於政黨政治、選舉等政治概念，其根本指涉的，是特定群體與群體間的權力關係，亦即在特定的權力結構中，某群體為另一群體所控制。對凱特米列來說，父權制度藉由強化男女生理差異，從而鞏固男性的支配地位與女性的附屬地位。
「這很有趣。」凱特米列在書中寫道，「許多女性未能體認到自身遭受歧視，她們整體歷經的條件制約作用，正是最佳例證。」不同於第一波女性主義鎖定在選舉權等婦女權益，凱特米列轉向社會各個領域，從法律、醫藥、科學與學校教育探究父權制度的發展軌跡。
「父權機制的主要運作機構是家庭。」凱特米列寫道，「家庭是社會的鏡子，也連結著社會。家庭是整體父權制度的單位。」凱特米列補充，家庭作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不但鼓勵家庭成員適應、遵守典型角色，還進一步成為國家父權機構運作單位，讓政府以家庭為單位來治理國民。
尤其《性／別政治》出版後，凱特米列竟招致不同派別的女性主義者批評。書本出版當年，凱特米列公開出櫃，過程並不愉快。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凱特米列應早點出櫃。
在一場哥倫比亞大學的活動中，有一名人士大聲質問，「妳是女同志嗎？快說！妳是嗎？」凱特米列在書中回憶，「500人瞪著我看。妳是女同志嗎？」當時，凱特米列已與日本雕刻家文雄吉村結婚。
「一切暫停，民眾舉起目光，可怕的沉默。我聽不見他們的呼吸聲。」凱特米列寫道，「是的，我說。是的，我是一名女同志。當時那是我僅存的力氣。」
凱特米列後來遇見伴侶凱爾，兩人近日才結婚。1981年，凱特米列與凱爾共同出版《前往伊朗》（Going to Iran），內容描述兩人1979年一場伊朗危險之旅。
當時，伊朗正歷經革命，兩人因參加德黑蘭（Tehran）婦女抗議活動遭逮捕。兩人事後脫困，《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凱特米列最掛念的是遭困的伊朗婦女，凱特米列回憶，「她們無法上飛機，這也是為什麼連結全球姊妹社群這麼重要。」
凱特米列接受《衛報》（the Guardian）訪問時說，「我愛製造麻煩。這份工作很棒。雖然不會獲得回報，但你能歷經許多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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