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女權不只是女性的事，是關於平等權的實質追求，不該停下腳步，因權力壓迫不曾停止。
內文節錄：
六月，一群身著紅色長袍與白色軟帽的婦女站在華盛頓街頭，抗議共和黨健康法案計畫停止向婦女健康服務機構「計劃生育」（Planned Parenthood）提供資金。七月，相同打扮的群眾，出現在俄亥俄州的議會廳一場提倡立法禁止某項墮胎手法的公聽會上。G20高峰會前夕，川普抵達德國前拜訪波蘭華沙，卻在迎接他的群眾內見到了相同打扮的婦女。這樣的群體開始在世界各地現蹤，沉默的女人們在腥紅斗篷與白色帽簷下低著頭，無聲，卻怵目驚心。
這些抗議行動的靈感皆源自瑪格麗特．愛特伍1985年出版的反烏托邦小說《使女的故事》。同名影集由Hulu電視台改編，2017年播映時獲得廣大迴響與好評。故事的背景發生在不久的將來，美國的政權由政教合一的集權政府取代，成為「基列共和國」。未來世界的女性被剝奪財產與權力，依照社會需求劃分為不同階層。保有生育能力的特定女性成為「使女」，被奪去名字、財物、閱讀與談話的許可，成為單純的生育機器，代替不孕的上層階級產下子嗣。
世界各地針對女性權益受損發起的抗議行動，紛紛參考故事中使女階級的打扮，讓《使女的故事》成了女權運動中某種信號與共同語言。影星艾瑪．華森，身為聯合國婦女署的全球親善大使，也在網路上經營自己的讀書會「Our Shared Shelf」。她將《使女的故事》作為今年五月與六月的選書，並在娛樂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邀請下與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進行了一場關於父權、厭女與女權運動的深度訪談。
華森問到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和新的健保法案，與書中預言的未來似乎相互呼應，愛特伍是否因此感到沮喪？愛特伍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容易感到沮喪的人；她認為在九零年代前出生的世代，對這樣的事並不陌生。老一輩的人們目睹各群體為爭取權益奮鬥的過程，也看過民主開放的社會在一夕之間變調——例如二戰時期的德國。但愛特伍相信美國社會的多元性會阻止歷史重演，以《使女的故事》為靈感的抗議行動，也證明了人們不會默不作聲。
華森也問愛特伍：對於頻繁被要求澄清「自己是不是女權主義者」是否感到厭煩？愛特伍的答案是否定的，但聲明她不喜歡在對方沒有先定義何謂女權主義的前提下談論這個議題。現今的女權主義有太多可能的解釋：可能代表讓女性擁有對等的權利、可能指涉女人優於男人，或是男人全都該被推下懸崖。如果所謂女權主義是指女人身為公民應該和男人享有同等的權利，愛特伍表示她完全贊成。但這並不代表她認為女人永遠是對的。
愛特伍在其他訪問中曾表示，她不希望被貼上女權主義的標籤，也不認為《使女的故事》應該被視為單純的女權主義作品，畢竟故事中並不是所有男性都擁有比女性更多的權力。愛特伍認為這本書應該是一份關於權力的研究：關於權力結構如何扭曲與操作活在其中的人們。
與華森的訪談中，愛特伍透露，在寫作《使女的故事》時她替自己訂下規矩：故事中所有事，都必須是某時某地真正發生過的事情。真實性使這本書超脫時空的桎梏，在出版三十年後出乎意料的貼近社會，但也因此顯得格外驚悚。現今世界的政治與局勢，讓人們發覺反烏托邦小說中的未來似乎正在眼前成形，基列共和國再也不像只存在於書頁中飄渺虛幻的恐怖故事。
但正如愛特伍所說，這些事「發生過，卻又史無前例」。現代社會的人們仍擁有發聲與行動的能力。只要人們停止沉默，便能將使女的裝束重新定義為抗爭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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