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因素使得女性街友的處境更艱困、也更不易獲得資源協助。
報導節錄：
無論是艋舺公園、西門町或是台北車站，街友的身影已是生活在台北的我們所熟悉的景象。夜晚的台北高樓裡燈光閃爍，照映在這些處於「無家狀態」的人們身上，呈現了極強烈的對比。但若你回想看到街友的場景，想必腦中的畫面是個中年男子。那麼你是否曾想過，為什麼街上的女性街友如此的少？
街頭是叢林社會，女性獨自於街上生活可能遇到潛在危險，這是女性街友人數較少的原因之一。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6年的資料，全台列冊的遊民人數為2,556人，其中女性僅有289人，約佔1成。這群女性年齡多落在45到64歲之間，且多數精神狀態不穩定。
這群人數過少的族群，時常被媒體忽略，相關機構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也非常難以性別為分隔，進行不同的服務。然而，女性街友與男性街友究竟有哪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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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女性被期望進入家庭，若未走入婚姻則是「有問題的人」。然而當女性走入婚姻後，卻常被矮化成為男性的附屬品。當她們受不了家庭中的不和睦或是虐待而離開，失去經濟來源或是情感支柱，羞恥感讓她們不願意回到娘家，成為流落街頭的無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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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女性被期望進入家庭，若未走入婚姻則是「有問題的人」。然而當女性走入婚姻後，卻常被矮化成為男性的附屬品。當她們受不了家庭中的不和睦或是虐待而離開，失去經濟來源或是情感支柱，羞恥感讓她們不願意回到娘家，成為流落街頭的無家者。
這樣的經歷是男性無家者少有的，女性無家者也許並不用背負家中的經濟重擔，但是家庭的情感剝削，或是她們於家庭中的低地位，皆對於她們的心靈產生很大的影響，她們難以信任他人且時常缺乏安全感，成為回歸社會的阻力。即便這些女性或多或少都受到家庭的傷害，到街頭的她們並沒有失去對家庭的渴望，主流價值對於「家庭」的觀念早已深入她們的腦海，於街頭轉化成另一種形式再度佔據她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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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家庭的她們，並沒有因為無「家」而少了父權家庭思維的束縛，她們依然扮演家中對女性期待的角色：街上的她們還是常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吳慧英說，女性街友大部分會找尋男伴，而有將近7成的她們需要用身體換取這些「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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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收容機構不收女生的原因，每位負責人說起曾遇到的狀況，都頻頻表示無奈。萬華平安站站長羅凱耀提到，女性街友的住所若與男性混居，需要有相對獨立的空間，帶給這些原來就較缺乏安全感的女街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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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家庭的她們，並沒有因為無「家」而少了父權家庭思維的束縛，她們依然扮演家中對女性期待的角色：街上的她們還是常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吳慧英說，女性街友大部分會找尋男伴，而有將近7成的她們需要用身體換取這些「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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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收容機構不收女生的原因，每位負責人說起曾遇到的狀況，都頻頻表示無奈。萬華平安站站長羅凱耀提到，女性街友的住所若與男性混居，需要有相對獨立的空間，帶給這些原來就較缺乏安全感的女街友信任。
因此多數收容女性的機構會提供獨立的房間，而部分機構因為資源不足，並沒有辦法提供這些空間，且服務街友的社工原本工作量就大，時常無力處理這些較缺乏安全感、精神狀況不佳的族群。若需處理住民們複雜的情慾關係，也可能使社工工作量倍增，以上種種的原因形成現今的收容狀況。
在現今社福機構人力不足的狀況下，北區並沒有任何針對女性街友的專門服務。這些成因與生命歷程都與男性街友不同的族群，確實需要更細心且另外設立一套方法，協助她們離開街頭。她們的貧窮原因，並不只是「低所得」，而是失去「對人的基本信任」。
女性街友是社會上比底層更底層的人，不僅需要背負街友上「骯髒、貧窮」等負面標籤，更需要受到主流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與要求。身體或是精神狀況讓她們時常跌入憂鬱，她們難以相信他人，時常在社工面前扮演一個正向的自我，但卻容易因為細小的波瀾而在內心掀起滔天巨浪。失業、失去住所不停循環，「反正我現在只想死。」劉阿姨總是笑笑地跟我說著她對人生的無奈，她們早就已經沒有慾望。當你我規劃著10年後住在哪個地方、在哪間公司上班，她們連10天後是否存活都沒有把握。
這些女性人數相對較少，可能沒有足夠的聲量能夠引起大眾關注她們的生活，但她們需要有人針對女性做出的額外服務與相關配套，讓她們在街頭的生活不再險惡，累積足夠的能量擁有一個令她們安心的地方、並重新相信生命、相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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