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A
由驕陽基金會與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的「光•合作用－亞洲當代藝術同志議題展」於11/5落幕。雖從展覽名稱即可窺見開創同志藝術展演的企圖心，展出的作品卻多少暴露出亞洲當代藝術在同志議題上的匱乏。
席德進的《黃衣少年》、《紅裙少女》並陳於展覽入口，作品兩相對照之下，人物一男一女、氛圍一明一暗，除了顯示藝術家的風格軌跡，亦巧妙地呈現藝術家對男女有不同的情感投射，號召整場展覽暨同志議題的開端，其經典地位不言而喻。
「光•合作用」整體以亞洲同志議題為核心，可惜展覽內容卻未能全面地對同志議題開展和突破，主要由陽具、男體、男男情慾主題佔據大幅比例，例如：黃馬鼎、王俊傑、顧福生、蘇匯宇、黃漢明、侯俊明、西亞蝶、鄢醒的作品，不約而同呈現男體、男男情慾受到禁錮的意象，各作品表現手法豐富，可惜主題卻少了多元性。
黃馬鼎、顧福生的作品可理解為其身處時代對於同志情慾禁言、不可公開的關係，而將自身認同與慾望投注在作品上。顧福生的《秘密房間》與另三幅男體飛越的作品主題並不相同，像是自我剖白：一個露出的自我籠罩在光亮之下，而房間裡的另一個自我染上紅色系為主的斑斕色彩。紅色代表緊張嗎？陰性嗎？渴望嗎？在房間裡的自己藏著什麼秘密？藝術家以背對觀者的裸體回應，正面的赤裸則留給房間與自己。
王俊傑《激情》和黃漢明《生死威尼斯》均藉由對經典電影的致敬，呈現男男情誼的愛慾。《激情》的水波倒映使展覽空間如同一場美麗幻影，其中的愛戀、情慾、權力也隨之蕩漾消逝。曾廣智的作品以象徵東方符號的中山裝與西方世界進行對話，透過自我的身分認同呼應時代。
藝術家侯俊明藉訪談男同志創作出《男洞》，不難發現受訪談者內心深處仍將自身情慾放置於有罪、歡愉的脈絡中，受訪者在白色長形的畫布上留下對自身慾望的狂與亂，而藝術家則在黑色的畫布上重新詮釋受訪者的心境形象，一內一外交互對照，可看見男男情慾的渴望與焦慮。
王俊傑的《激情》、蘇匯宇的《虐犬》、黃漢明的《生死威尼斯》、侯俊明的《男洞》裡瀰漫著慾望、孤獨、死亡，也許因愛滋及男同志身分長期受到汙名，箇中議題呈現多伴隨疾病與死亡的焦慮。
曾吳以扮裝的表演形式呈現認同、種族等議題，在男扮女裝的性別轉換之外，對性別議題本身的探討卻未見深入；溫馨攝影技術純熟，成功捕捉鏡中人神韻，以外在符號變換呈現非一般身分認同。性別、身分的認同與再建構有許多模糊空間，期待藝術家不被性別二分法侷限，持續關於此議題的討論並鬆動固有觀念。
曾怡馨的《自由領導人民》，以伴侶盟人物和旗幟點出領導同志族群邁向自由的意象，關注同志運動的推展；陶輝的《談身體》是少數將主體放在女性身上的作品，藝術家將自己置入穆斯林女性角色，對自己進行基因分析，試圖透過理性科學式的自我解析擺脫社會建構的性別、族群形象。
整場展覽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女同志創作者與女同志主題的相關作品竟如此罕有。女同志認同與論述和女性主義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台灣1980、199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風起，在嚴明惠、吳瑪琍等女性藝術家以作品討論性別意識後，卻不見新生代的女性創作者接續探討，而與女性身分交疊的女同志形象在藝術創作裡似乎還無從定義、生長。
台灣藝術圈二十世紀與西方接軌，全面接收西方當代一波接一波的藝術浪潮，相較於西方幾千年的藝術底蘊，台灣當代藝術還未承先便啟後，即時回應西化、民主化帶來的社會變遷。在多種議題爭相呼喊中，女性議題時常被掩蓋、忽略，呈現出的經常是表面形式，而西方理論的挪用，使得台灣女性身分的在地形貌未能被深入討論。
女同志是LGBT的一員，其同時身為女性與性少數的身分，在面臨父權與異性戀霸權的雙重壓迫下，與男同志的生命經驗各有異同，卻甚少於藝術作品中被檢視、申論。女同志相關作品的缺席或許要回到作為女性/女同志身分的創作者對於自身認同、身分上的反思，身為一名女同志如何回應生活上的處境：對於女同志經常不被看見的位置，創作者也順勢選擇隱身於公眾，或是無力也不願探討此身分下的波瀾？
綜觀本次展出作品，多聚焦於（男）同志身分不能公開於社會的情感慾望，某些作品甚至並非聚焦於同志主題，觀者只能從藝術家的同志身分找尋其作品與同志議題的關聯。誠然，同志藝術家並非只能創作與同志相關的作品，然而在光合作用「同志議題展」的宣稱之下，自然期盼能看見更多環繞展出主題的作品。或許這也反映了亞洲當代藝術在同志議題的梳理、辯證、雜揉仍十分欠缺，反映在各選展作品的年代斷裂，年份橫跨當代(1960-2017)，卻未能有議題上的延續和發展。
西方同志運動自1960年代開始進展，亞洲當代藝術同志議題主題展至今而生，此展可視為突破性的公開宣示，突顯出亞洲當代藝術領域裡遲來的同志身分論述。展覽作品主題的偏斜，未能宏觀處理同志議題，也未有對同志族群裡各群體處境的細緻討論。望藉由此次展覽開啟當代藝術於同志議題的對話與再思考，將光合作用產生的養份，轉化為豐沛的創作動能，在下一回的同志議題藝術展中，得見成長茁壯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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