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的問卷在問題意識、設計、受訪者之間的掌握需有嚴謹的把關，雖然不能完全達到價值中立，但是應該保持學術研究的原則，如此得出的結論才有意義。中研院身為國家的最高研究機構，提供的問卷竟然破綻這麼大，對於國家的知識生產和政策導向是需要正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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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故事是個人、主觀的，而調查統計是客觀、結構性的。社會科學家以為藉由將問卷標準化，給予受訪者相同的刺激，來比較反應的不同，就能保證方法的客觀性。殊不知若沒有反省，問卷的題目本身，通常並非價值中立的，而題目的設計，經常已經預設、左右了答案。女性主義知識論就批評這種素樸的實證主義，將客觀性建立在操作方法的技術層次，忽略了知識生產行動自身所處的社會情境。
以上述題目為例，無論修改民法或另立專法，其牽涉層面頗廣、迭有爭議。但是研究者無意或刻意地將修改民法的選項以負面舉例，而訂立專法則以正面舉例，其引導性昭然若揭。經過受訪民眾在臉書上表示不滿之後，中研院隨即發表聲明仍辯稱題目設計並無不當。這則聲明不但沒有釐清民眾的疑慮，反而更凸顯研究者的盲點。但在臉友大量留言舉證理由後，中研院看到自己站不住腳，於是宣布將此題目從調查中移除。
這則事件暴露了臺灣最高研究機構的學術危機。該社會調查，出自有豐富研究調查經驗的社會所，經過層層討論審核與試調的關卡，為何仍然出現違反問卷調查基本原則的題目設計？後又經民眾舉證，這則題目與基督教下福盟的問卷題目完全相同。這一方面存在研究倫理爭議，一方面反映了學術研究者可能因為情感、信仰的因素，導致對某些現象的理解產生盲點。
自由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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